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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改革的三大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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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改革的三大原则

Rev. Jonathan Liu

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,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有能力、最有影响的属灵运动。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,这个运动发生的时间是15171031日,因为在这一天,德国威丁堡大学圣经科的教授马丁·路德(Martin Luther 14831546)把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卷的论纲贴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。尽管这九十五条带有浓厚的学术性,口气也缓和,但却像野火般燃遍整个欧洲。在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中,一位默默无闻的教书的修士,居然轰动了整个欧洲,也影响了整个世界,这在当时是根本没人能预料的。

其实这九十五条论纲的目的绝非是号召宗教改革的,路德的原意只是为了指出当时教会的错误,尤其是赎罪卷的滥用。在中世纪时代,教会宣称有一个叫炼狱的地方,每个基督徒死后,都要经过炼狱,在那里洁净了自己的灵魂之后,才可以进入天堂。这个观念其实毫无圣经依据,但教会却一直宣传这样的观念,并且神父在讲道中也常常把炼狱的可怕描绘地绘声绘色,令人惊恐不已。所以当时的人们,都非常害怕将来在炼狱中受的痛苦,他们一直想方设法,尽量能减少将来在自己在炼狱中受刑的时间。

由于,在十三世纪初期的时候,告解礼(补赎礼)开始被视为圣礼,当时的观念认为,神父听到信徒的认罪后,可以宣告赦罪,并且上帝也必然赦免信徒的罪,但是,赦罪并不代表免除在炼狱中的刑罚,信徒必须履行规定的善功才可以赎罪。这些善功包括济贫、祈祷、禁食、朝圣,但通常是缴纳金钱给教会,于是赎罪券由此而生。

赎罪卷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一种被称为功德宝库的观念上,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圣徒赚得了无数的功德,这些功德不仅足够他们使用之外,还绰绰有余,这些余下的功德都归教会管理和支配,教会可以从这些功德库中支取功德给需要的人,好像金钱一样可以支取、记账或是发给支票。据当时的计算,路德所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威丁堡教堂,已经可以给来朝圣的人长达1902202年和270天的赦罪期。这种错误的教导,渐渐引导人离弃了真实的悔改,以为金钱可以赎罪,其实根本就是轻视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恩。路德发现无论根据的是圣经、理性或传统,都不能完全证明赎罪券的交易正当。赎罪券的买卖增加了教会和教宗的收入,但却鼓励了处于罪恶中的人,不去思想基督,不去祈求上帝的饶恕。

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合理的,但可惜的是,当时的教宗却拒绝了路德的诉求,并且毫无道理的开除了路德的教籍,于是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由此产生。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,并不是一种道德复兴运动,而是从信仰的根本着手,带领教会回归圣经的运动。宗教改革发生后,接踵而至的是持续不断的社会、zheng_zhi和经济改革,在某种程度上,这些改革也规范了宗教改革。但是宗教改革主要是上帝藉基督救赎人类的福音的重新发现或恢复,把人的心智从蒙蔽它的神学,和败坏它的实践与习俗中解放了出来。路德提出了宗教改革的三大原则。

一、唯独圣经

圣经是上帝的话语,是上帝全备的启示,具有绝对的权威。这个权威高于教会和教宗的权威。罗马天主教虽然也承认圣经的权威,但是在具体做法上,却主张圣经和传统都是信仰的来源和规范。他们把教宗和大公会议发布的谕旨,当作圣经的唯一许可、合法与永远正确的解释。这样的观念,其实上削弱了圣经是唯一最高权威的地位,这是路德和宗教改革家所不能接受的。

因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记录,是上帝的默示(提后316),是不可能有错误的,而教会或是教宗对圣经的解释,却是会犯错的,人的信仰和教会的行动如果不符合、或超越、或离开上帝的道,就不正当,不能被接受的。

所以,宗教改革者否定了教宗的权威和教会的遗传,不同意人可以靠行为立功、反对赎罪券、圣母马利亚和诸圣的中保地位,以及所有不是主基督设定的礼仪。他们拒绝化质说(圣餐中的饼与酒经祭司祝圣后成为基督身体与血的教导),反对为死人献弥撒,不承认有所谓死后的炼狱,反对为死者祈祷求赦罪,向司铎告解,圣职人员独身,崇拜使用拉丁文等。因为这些教导都是出于教宗或是教会的教导,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

唯独圣经,才是衡量一切权威的标准,当然,宗教改革者也认为,圣经的真理可以用非圣经语言或非圣经形式来表达,就像后来的“信经”和信仰声明那样。但是表达出来的仍必须是圣经的真理。

对于教会来说,唯独圣经的真理永远不会过时,因为什么时候圣经真理被高举,什么时候教会就带来了复兴,什么时候圣经真理被泯灭,什么时候教会就会衰败。在后现代主义的今天,世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真理,他们以自己的看法,自己的心意来判断是非曲直、对错善恶,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道路;在教会中,则有人开始走向以感觉和经历为标准的灵恩主义立场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基督徒更加要高举唯独圣经的真理,运用从上帝那里启示来的绝对真理,应付人本主义思想的挑衅,和灵恩主义的渗透。正如路德曾在那些审判他的面前所宣告的话,“我坚信持守圣经,这也是我所呼吁的,我的良心已作了上帝话语的俘虏,我不能,也不愿宣布放弃任何东西……这就是我的立场。除此我别无他法,愿上帝帮助我。阿们。”唯独圣经,也是所有热爱真理、追求真理的基督徒的立场!

二、唯独恩典

路德指出,得救与善功无关,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人本来就根本不配得救,乃是上帝将他的恩典白白地赐给人,叫人“因信称义”。宗教改革家相信,人的罪得蒙赦免,完全是上帝的作为,藉着基督的死和复活,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;从而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

天主教虽然同样相信基督的拯救,但他们却认为善行与信心并重,并强调善行的功劳。而更正教认为,善行只是称义的结果与证据。路德说,善行是不能使人善,但是善人却能行善。因为人若是没有被称义,他根本无法真正的行善,蒙上帝的喜悦。圣经所论及的“上帝的义”,并非是上帝对罪人的要求,而是上帝赐给罪人的礼物,要得到这个礼物,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争取,乃是凭借信心,仰望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帝的耶稣基督。一个人无需任何的功德,只要信主耶稣,接受他的救恩,上帝的义就加在他的身上,这是何其大的恩典!

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,因为受到佛教善功论,以及人本主义的影响,对唯独恩典的真理,还是非常模糊的。因为从人的本性来说,总想在得救的事上,为自己建立一些功劳,但是这样却忽视了圣经的教导,“既是出于恩典,就不在乎行为;不然,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”(罗116

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指出,“作工的得工价,不算恩典,乃是该得的;惟有不作工的,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,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:‘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,这人是有福的;主不算为有罪的,这人是有福的。’”人在得救的事上是毫无能力的,因为在亚当里出生的人都是灵性上与上帝隔绝的人,所以罪人根本没有可能与上帝的恩典合作。

三、唯独信心

中世纪的教会把神职人员视为祭司阶层,而教会则发挥了救恩的功能,一个人要和上帝发生关系,必须依赖祭司阶层。然而,依据圣经的真理,人与上帝沟通的媒介乃是信心,而不是教会。

路德提出,唯独信心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否定了祭司阶层,而教导任何人都可以藉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唯独信心,其实就是否定了祭司阶层,而教导任何人都可以藉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信心是上帝的恩赐,这个信心是上帝藉着圣灵,并透过他的话语赐给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个人救主的人,也是人蒙恩得救的唯一管道,人信靠上帝就可以得救,罪恶得到赦免。

教会是所有蒙恩得救之人的团契,教会和圣礼都不能成为恩典的媒介,若是领受的人没有信心,圣礼就毫无作用。路德指出,教会之所以是教会,乃是因为教会拥有上帝的道,并且按照这真道正确地施行圣礼,就是洗礼和圣餐礼。教会乃是圣徒的团契,教会组织不过是服事这个团契的工具。若是一个教会没有宣讲真理,也没有按真道施行圣礼,这也就不能被称之为上帝的教会。

唯独信心,也宣告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普通基督徒的地位是平等的,神职人员并没有特权,基督徒不需要依赖神职人员作为中保,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,这等于说基督徒不再分为圣职人员和信徒两个阶层。当然,马丁路德并不是说神职人员与信徒彼此之间毫无分别;而是说大家在教会中的身分都是“祭司”,只是服事的层面不同。上帝呼召人做牧师,上帝也呼召人从事其他的行业,这都是为了服事上帝,并没有圣俗之分。宗教改革者主张,上帝呼召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——可以做工人、也可以做农夫、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牧师,可以当仆人也可以当兵。信徒在各种行业里为上帝服务。改革运动重视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这给所有正当的职业都赋予了神圣的地位,正当的职业没有高贵和低贱之分,因为都是上帝的召命,这种观念也教导从事各行各业的基督徒,可以用敬畏上帝的心去从事各种工作。

故此也有学者指出,宗教改革的天职观念,也间接的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。

结语

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,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宗教改革人士绝非教廷常常指摘的“创新者”,而是“革新者”。他们要取缔的是罗马教廷在中世纪添入的新东西,他们拥护圣经真理!接受初期基督教神学家的教义。故此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一次回归圣经的归正运动。

路德起初从圣经的真理中确立了宗教改革的三个“唯独”——唯独圣经、唯独恩典、唯独信心,以后的宗教改革家把这三个“唯独”串联起来,他们指出,圣经已表明一切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真理,都是藉着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而有的,于是,便成了第四个“唯独”——唯独基督;他们又指出,作为信徒要响应上帝的作为,要一生行事为人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,于是,再引申为第五个“唯独”——唯独上帝的荣耀。

这五个“唯独”是圣经的真理,也成为宗教改革时期的最重要的教义基础,这五个唯独也把教会带回合乎圣经的真道上。回顾现代的教会,异端邪说层出不穷,出现这样的原因,往往是教会忽略了在基本真理上的教导。求主帮助,叫我们能回归宗教改革时期那种对真理的渴求,从而带动教会再一次的复兴。

参考书籍

谷勒本,《教会历史》,道生出版社,1996

陶理,《基督教二千年史》,香港海天书楼有限公司,20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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